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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起源

  • 2024年12月26日 21:36

编译：Blockunicorn摘要

货币的前身，连同语言，帮助早期的现代人种解决了其它动物所不能解决的协作问题，其中就包括如何实现互惠互利、亲属利他以及减少攻击性的问题。这些货币先祖与*非*法定货币同样具有非常具体的特征——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物品或装饰品。

货币

英格兰在17世纪殖民美洲之时，在一开始便遇上了一个麻烦——金属货币短缺[D94][T01]。英国的想法是利用美洲种植大量烟草、为他们的全球海军以及商船队提供木材，然后，换回为保证美洲土地保持生产所必须的补给品。实际上，早期的殖民者被指望着既为公司工作，也在公司的商店里消费。投资者和英国王室都希望如此，而不是按某些农民可能提出的那样，给农民支付金属货币、让他们自主备办补给并给自己留下一点，嗯，该下地狱的利润。

别的办法也有，而且就在殖民者眼皮底下，但他们用了好几年才发现这一点——原住民有自己的货币，只不过与欧洲人素所使用的货币大为不同。美洲的印第安人使用货币已有上千年历史，而且事实证明这些货币对初来乍到的欧洲人非常有用——就除了那些怀着“印着大人物头像才是真钱”偏见的人。最糟糕的是，这些新英格兰地区的原住民既不用金，也不用银，他们用的是生活环境中可见到的最合适的材料——猎物骨头中可长期保存的部分。具体一点来说就是用venusmercenaria等硬壳蚌类的壳做成的串珠（wampum），串成项坠。

用海螺Nassariuskraussianus的贝壳制作的豌豆大小的串珠。这些海螺生活在入海口。发现自Blombos洞穴，南非。年代距今75,000年前。

在1990年代晚期，考古学家StanleyAmbrose发现，在肯尼亚大裂谷的一座石头掩体中，藏着一些用鸵鸟蛋壳和贝壳碎片制成的项链。他们用（40Ar/42Ar）的氩测年法，将项链的年代确定为至少4万年前。在西班牙发现的动物牙齿串珠也可以被追溯到这个年代。在黎巴嫩（Lebanon）也发现了位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穿孔贝壳。最近，（预备作为串珠）的完整贝壳，在南非的Blombos洞穴被发现，可以推前到距今7万5千年前！

俄罗斯Sungir的一处墓穴里发现的项链，距今28,000年。是内部互锁并且可互换的串珠。每一颗猛犸象牙串珠可能都要一两个小时的劳动来制造。

演化、合作与收藏品

演化心理学源自JohnMaynardSmith的一项关键的数学发现。Smith借用共同演化基因（co-evolvinggene）的种群模型（该模型来自已经充分发展的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Genetics）领域），指出基因可以对应行为策略，即在简单的策略问题（即博弈论意义上的“游戏”）中编码好的或坏的策略。

Smith证明了竞争环境可表达为策略问题，而这些基因要在竞争中胜出才能遗传到后续的世代中，因此基因会演化出相关策略问题的纳什均衡。这些竞争游戏包括了囚徒困境（即合作博弈问题的典型）以及鹰/鸽策略问题（即进攻性策略问题的典型）。

Smith的理论的关键在于：这些策略游戏，虽然看起来是在体型上展开的，在根本意义上乃是在基因间展开的——即基因的传播竞争。是基因（而不必然是个体）影响了行为，表现出似乎具备有限理性（在生物体形可以表达的范围内，编码出尽可能优的策略，当然生物形体也受到了生物学原材料和此前演化历史的影响）以及“自私”（借用理查德·道金斯的比喻）的样子。基因对行为的影响乃是一种适应，对基因通过体形来开展的竞争的适应。Smith把这些不断演化的纳什均衡称为“演化稳定策略”。

那些建立在早期个体选择理论中的“经典理论”，比如性选择和亲选择理论，被溶解在了这种更普遍的模型中，它颠覆性地将基因而非个体置于演化理论的中心。因此道金斯用了一个经常被误解的类比——“自私的基因”——来描述Smith的理论。

很少有其它物种在协作性上超过哪怕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一些案例中，比如蚂蚁、白蚁和蜜蜂等物种的孵化和殖民行为中，动物可以在亲属间展开合作——就是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复制它们与亲属都具有的“自私基因”。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境中，非亲属之间也可以有合作，演化心理学家称之为“互惠互利主义”。正如道金斯所描述的那样，除非交易是双方同时付出的，交易中的某一方就可以作弊（有时甚至即时交易也难以避免欺诈）。而且如果可以欺诈他们通常都会这样做。这就是博弈论专家称作“囚徒困境”的游戏中通常会出现的结果——如果各方都合作，那么每一方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但如果某一方选择欺诈，他就可以出卖别的傻瓜而自己获利。在一个欺骗者和傻瓜组成的种群中，欺骗者总能赢（因此很难开展合作）。但是，一些动物会通过重复的博弈以及一种叫做“以牙还牙”的策略实现合作：在博弈的第一轮选择合作，此后始终选择合作，直到对手选择欺诈，然后选择欺诈来保护自己。这种来自于报复的威胁会让双方继续合作。

但总的来说，在动物世界中，个体间在事实上发生合作的情形是非常局限的。这种合作的一大主要局限就在于合作双方的关系：其中至少有一方是或多或少被迫靠近其它参与方的。最常见的情形就是寄生虫和宿主演化成共生体。如果寄生虫和宿主的利益一致，那么共生就会比各行其是更合适（即寄生虫也会给宿主提供一些好处）；那么，如果他们成功进入了一个以牙还牙的博弈，他们就会演化成共生体，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从一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的基因退出机制，是一致的。他们会变成单个有机体那样。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不仅有合作，还有剥削，而且还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形很像人类发展出来的另一种制度——进贡——我们会在后文分析。

还有一些不涉及寄生虫和宿主、但也分享同一个身体并且成为共生体的非常特别的例子。这些例子涉及到的是非亲缘的动物，还有非常有限的领地空间。道金斯所举的一个漂亮的例子是清洁工小鱼，这些小鱼会在宿主口中游弋，吞吃其中的细菌，维护宿主鱼的健康。宿主鱼可以欺骗这些小鱼——可以等他们做完工作之后再一口吞掉他们。但宿主鱼没有这么做。因为双方都是不断移动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离开这种关系。不过，清洁工小鱼演化出了一种非常强的领土意识，还有难以模仿的条纹和舞蹈——很像难以伪造的商标。因此，宿主鱼知道要到哪里去找清洁服务——而且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欺骗了小鱼，就不得不去找一群新的小鱼了。这种共生关系的进入成本是很高的（因此退出成本也很高），所以双方能愉快合作而没有欺诈。此外，清洁工小鱼也非常小，所以吃掉它们所得的好处还比不上一小群鱼的清洁服务。

还有一个高度相关的例子是吸血蝙蝠（vampirebat）。名副其实，这种蝙蝠会吸哺乳动物的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能不能吸上血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有时候可以大快朵颐，有时候啥也没得吃。因此，幸运的（或者说更老到的）蝙蝠会跟那些不那么好运（机灵）的蝙蝠分享猎物：施者会把血吐出来，受者会感激地吃掉它。

大部分情况下，施者和受者都有亲缘关系。在忍耐力超强的生物学家G.S.Wilkinson观察到的110个此类例子中，77个都是母亲哺育小孩，而大部分其它例子都涉及到基因上的亲缘。但是，仍有少数例子不能通过亲缘利他主义来解释。为了解释这部分互惠主义的例子，Wilkinson将来自两个群体的蝙蝠混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种群。随后他观察到，除了极少数例外，蝙蝠一般都只照顾它们旧团体中的老朋友。

这种合作需要建立长期关系，也就是伙伴们要频繁互动、了解对方，而且要跟踪对方的行为。洞穴有助于将蝙蝠限制在长期关系中，这样的合作才有可能形成。

我们还会了解到，一些人类也像吸血蝙蝠一样，选择了高风险且不稳定的收成形式，而他们也会给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分享生产活动的剩余。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吸血蝙蝠，而他们如何达成的这些成就正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道金斯说，“货币是一种延迟互惠利他的正式标记”，但随后他就不再推进这种迷人的观念了。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

在小型的人类群体中，公开的声誉可以代替来自单个个体的报复，推动人们用滞后的交换达成合作。然而，声誉系统可能遭遇两类比较大的问题——难以确认谁做了什么，以及难以评估行动所造成的价值或破坏。

记忆面孔和以及对应的恩惠是一种不小的认知障碍，但也是大多数人类发现相对易于克服的障碍。辨认面孔比较容易，但在需要的时候回忆起曾发生过一次帮助可能会更难。记住一场恩惠中给受助者带来一定价值的细节，就更难了。避免争论和误解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可以困难到让此类帮助无法发生。

评估问题，或者说价值计量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对人类来说，在任何交易系统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无论是人情往来、物物交换、货币、信用、雇佣，还是市场交易。在勒索、征税、进贡乃至司法处罚中，这个问题也很重要。甚至，在动物的互惠利他主义中，这问题尤为重要。想象一下猴子之间的相互帮助——比如用一片水果来换取背部抓痒。互相理毛可以驱除自己不能看到或抓到的虱子和跳蚤。但是，多少次理毛对应多少片水果才能让将以双方都觉得“公平”而不是敲竹杠呢？20分钟的理毛服务价值一片还是两片水果？多大的一片？

哪怕是最简单的“以血换血”的交易，都比看上去要更复杂。蝙蝠要如何估计它所收到的血的价值呢？根据重量、体积、口味和饱腹感吗？还是其它因素？这种计量上的复杂性，在猴子的“你挠我的背，我帮你挠”的交易中也完全一模一样地存在。

虽然存在很多潜在的交易机会，但动物们难以解决价值计量的问题。即便是最简单的、记住面孔并将它与恩惠历史匹配起来的模式中，如何让各方在一开始都对恩惠的价值有足够精度的共识，也是动物们要发展出互惠主义的一个重要障碍。

但是，那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留下来的石头工具箱，对我们的大脑来说似乎都有点太复杂了。（译者注：就是说，如果对现代人的大脑来说都是那么地复杂，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制造出这些东西的，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要追踪与这些石头相关的恩惠——谁，为谁，制造了什么质量的工具，以及谁欠了谁什么，等等——要是跨过了部落的边界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此外，可能还有大量的有机物和一时的服务（比如美容）等等，都没有留存下来。即便只是将这些被交易的物品和服务中的一小部分记在脑子里，随着数量的增加，也会使人与事的对应变得越来越难直至不可能。如果合作还在部落之间发生了，如考古记录所暗示的那样发生了，那么问题就变得更难了，因为狩猎-采集部落通常都高度敌对、互不信任。

如果贝壳可以是货币，皮草可以是货币，黄金也可以是货币，等等——如果货币不仅仅是硬币和政府在法定货币法下发行的票据，而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么货币的本质是什么呢？

而且，为什么人类，还经常处于饥饿边缘的那种，会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制造、欣赏那些项链呢，他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狩猎和采集的呀？

19世纪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首次描述了货币是如何自然演化出来的，而且会从大量的以物换物交易中不可阻挡地出现。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故事类似于门格尔的版本。

以物换物需要交易双方兴趣的巧合。Alice种了一些胡桃，需要一些苹果；Bob恰好种了苹果，想吃胡桃。而且他们还恰好住得近，而且Alice也信任Bob，愿意在胡桃收成期到苹果收成期之间安静等待。假设所有这些条件都能满足，那以物换物就没啥问题。但如果Alice种的是橙子，即使Bob也想要橙子，那也没戏了——橙子跟苹果不可能在同一种气候下生长。如果Alice和Bob并不信任彼此，又无法找到一个第三方来当中介或强制执行合约，那他们的愿望就都得落空了。

还可能存在更复杂的情况。Alice和Bob不能完全兑现在未来卖出胡桃或苹果的承诺，因为，还有其它可能性，Alice可以把最好的胡桃留给她自己，把次品卖给对方（Bob也可以这么做）。比较质量（quality）、比较两种不同东西的质量，比起上述问题来还要更难，尤其是其中一种东西已经成了记忆。还有，两人都无法预测比如歉收这样的事件。这些复杂性大大增加了Alice和Bob所处理问题的难度，让他们更难确认，滞后的互惠交易是不是真的能达到互惠效果。初始交易与回报交易的时间间隔越长、不确定性越大，此类复杂性也就越大。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工程师们可能会意识到），物物交换“无法扩展（doesn’tscale）”。商品量很少的时候，物物交换还能行，但它的成本会随体量上升而逐步上升，直至昂贵到根本不值得去做这样的交换。假设有N种商品和服务，那么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上要有N2种价格。5种商品就会有25种相对价格，还行；但500种商品就会出现25万种价格，远远超过了一个人可以跟踪价格的实际能力。但有了货币，就只需要N个价格——500种商品就是500种价格。在用于这个场景时，货币既扮演交换媒介，又是价值尺度（standardofvalue）——只要货币自身的价格不会大到记不下来或变动过于频繁。（后面这个问题，加上隐性的保险“合约”，再加上缺乏竞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价格通常都是长期演化出来的，而不是以近期谈判来决定的。）

换句话来说，以物换物需要供给（或者说技能）、偏好、时间、低交易费用的巧合。这种模式的交易费用增长会远远快于商品种类的增长。物物交换当然好于完全不交易，也曾广泛出现过。但与使用货币的贸易相比，它还是相当局限的。

在大规模的贸易网络出现以前，原始货币存在了很长时间。货币在此前还有一项甚至更重要的用途。通过大大减少了对信贷的需求，货币大大改善了小型物物交换网络的效率。偏好的完全巧合大大少于跨期的偏好巧合。有了货币，Alice可以在本月蓝莓成熟时为Bob采集，而Bob可以在6个月后大型动物迁徙时为Alice狩猎，而无需谨记着谁欠了谁多少东西，也不需要信任对方的记忆和诚信度。一个母亲为育儿做的重大投资可以由赠送不可伪造的有价物品来保护。而且货币也将劳动分工问题从囚徒困境转化为简单交换。

狩猎-采集部落所用的原始货币在外观上迥异于现代货币，与现代货币在现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原始货币可能有些功能仅限于在小型的交易网络和本地机构中行使（我们会在后文讨论）。因此，我认为把它们叫成“收藏品”而非“货币”要更加合适。在人类学文献中，对此类物品的称呼也是“货币”；这个定义比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以及金属货币要更广泛，但比我们在本文中所用的“收藏品”或更模糊的“有价之物”要更为狭窄（有价之物会用来指代那些在本文意义上并非收藏品的东西）。

选择“收藏品”而非其它术语来指代原始货币的理由会在下文逐渐显现。收藏品有非常具体的属性，绝不仅仅是装饰。虽然收藏的具体物品和有价属性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区别，但绝不是任意选定的。收藏品的首要功能，也是其在演化中的终极功能，就是作为储存和转移财富的媒介。一些类型的收藏品，比如项链，非常适合用作货币，连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和社会条件鼓励贸易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也能够理解。我也偶尔会用“原始货币”来替代“收藏品”，讨论金属货币时代以前的财富转移。

贸易之所得

个人、氏族和部落自愿开展贸易，因为贸易双方皆认为自己有所得。他们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在贸易后改变，比如他们因贸易而得到了对商品和服务的经验（因此改变了评判标准）。但是，在交易当时，他们的价值判断也许不能与交易物的价值准确相称，但在交易是否有利的判断上大体是不会错的。尤其是在早期的部落间贸易中，由于交易物仅限于高价值物品，各方都有强烈的激励要让自己的判断变得准确。因此，贸易几乎总是能够惠及各方。在价值创造上，贸易活动与生产制造等物理活动相比毫不逊色。

因为个人、氏族和部落的偏好各不相同，满足自己偏好的能力、对自身技能和偏好及其成果的认知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总是能够从贸易中有所收获。至于开展贸易本身所需的费用——即交易费用——是不是低到让这些贸易值得开展，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有比以往大多数时代多得多的贸易可以发生。然而，我们下文将会谈到，某些类型的贸易一向值得人们付出交易费用，对于某些文化来说，此类交易甚至可以追溯到智人（homosapienssapiens）的起步阶段。

不是只有自愿的现货交易才能从更低的交易费用中受益。这一点对于理解货币的起源和演化来说至为关键。家庭的传家宝可以用作抵押品，消除跨期交易（delayedexchange）的信用风险。能从战败部落中收取贡品，对胜者部落来说是莫大的利好；而这种能力与贸易一样，也可以从同样的交易费用技术中获益；仲裁者评定违背风俗和法律的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乃至亲属团体安排婚姻，都是如此。在接受遗产时，若有可抵抗时间流逝且不依赖于他者的财富，亲属无疑会更加受益（Kinalsobenefitedfromtimelyandpeacefulgiftsofwealthbyinheritance）。在现代文化中隔绝于商业世界的人类生活主要活动，从降低交易费用的技术中得到的好处丝毫不少于交易活动所得到的促进，甚至还更多。而这些技术，没有一项比原始货币——收藏品——更高效、更重要或者更早出现。

在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H.sapiensneanderthalis）之后，人类数量随后激增。欧洲的出土物，距今3万5千年至4万年前的文物，显示智人比之尼安德特人将环境承载力提高了10倍——即人口密度提高了10倍。不仅如此，新来者还有时间创造世界上最早的艺术——比如漂亮的岩洞壁画、多样的精美雕塑品——当然还有由贝壳、牙齿和蛋壳串成的项链。

这些物件不是无用的装饰。新式而高效的财富转移方式，正是由这些收藏品以及可能更高级的进步和语言带来的；如此创造出的新型文化工具，有可能在环境承载力的提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新来者，智人的脑容量与尼安德特人相当，骨骼更软，肌肉也没那么结实。他们的狩猎工具更加精巧，但在3万5千年前，工具基本上都差不多——甚至连两倍效率都没有，更别说10倍了。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由收藏品创造出来乃至提高了其效率的财富转移工具。智人从收集贝壳并使用它们打造珠宝、展示珠宝乃至相互贸易中得到了愉悦。尼安德特人则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同样的机制，智人于几万年前在人类演化的漩涡中生存了下来，并出现在非洲的Serengeti平原。

我们应该按类型讲讲收藏品是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从自愿免费的遗赠，到自愿的相互贸易和婚姻，再到非自愿的司法判决和贡品。

所有类型的价值转移都曾经在许多史前文化中出现过，可能可以追溯到智人的起步阶段。一方或多方从人生大事的财富转移中得到的好处，大到可以无视高昂的交易费用。与现代货币相比，原始货币的流转速度非常低——在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中，可能只转手过寥寥几次。然而，一件可以长期保存的收藏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传家宝”，可以完好无损几代人之久，而且在每一次转手中都增加可观的价值——通常可以让原本不能发生的交易成为可能。部落因此会花费大量时间在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制造工作和探索合用的新材料的工作上。

库拉圈

库拉手环（mwali）

!Kung人的邻居部落间的hxaro交易系统的模式和亲属关系

来自苏美尔（Sumer）地区，公元前3000年的贝壳货币

在新石器时代，中东和欧洲的许多地区，一些种类的珠宝变得更加标准化了——以至于标准大小和可测验性（assayability）比好看更重要。商业领域所用的珠宝数量有时大大超过传统贮存起来的珠宝。这就是从珠宝到金属货币的中间阶段，一些收藏品越来越常采用可互换的形式。在公元前7000年，吕底亚国王开始发行金属硬币。有了标准重量的贵金属，市场主体如工人、征税人就可以（通过银币上的标志）“检验”其无可伪造的昂贵属性，即通过信任铸造者的声誉来解决问题，而不再是在金属线圈上随便选个位置剪开看看成色。

收藏品与贵金属货币、大多数实物支撑型货币的储备商品具有同样的属性，这绝非巧合。只不过，比起在人类史前时代大部分时候所用的收藏品，货币以更纯粹的形式实现了这些属性。

当物品中凝结着无可伪造的昂贵消耗——用于贸易的玻璃串珠，16或17世纪威尼斯制造，出土于非洲Mali。这样的珠子在欧洲殖民者遇到新石器文化或者说狩猎-采集文化的地方都非常流行。

要被用作一种通用的财富储藏形式和财富转移工具，收藏品必须嵌入至少一种能够形成收藏品循环的制度中，使得发现以及/或者制造收藏品的成本可以在多次交易中得到摊销。进一步地说，收藏品绝不仅仅是一种漂亮的装饰品。它必须具备几种主要的功能属性，比如可携带、易隐藏，以及，凝结了无可伪造的奢侈耗费。而且，这种奢侈属性是接受者能够验证的（验证技巧必须足够简单）——他们会使用今日许多收藏家仍在使用的相同技巧。

本文所展现的理论，可以由找寻经常在文化间交换的“贵重物品”所具有/缺乏的特征、计量贵重物品流通中所产生的经济收益、观察不同文化（包括现代文化）对具备这些特征的物品的偏好而得到检验。

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合作技术，人类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最可怕的掠食者。他们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而许多被他们捕猎的大型动物则被美洲、欧洲和亚洲的气候变化和人类的捕猎活动赶入灭绝的境地。今天，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害怕投射物——这种适用只可能来源于一种狩猎者（人类）（译者注：此注的原文为R97，然而参考文献中仅有R96条，故视作笔误，改为R96）。更倚重采集而非狩猎的文化也从中大大受益。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爆炸——智人可以在更多地方繁殖，而且人口密度可达尼安德特人的十倍，虽然智人的骨骼更软，而且脑容量也没有增加。这种提升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由高效财富转移工具和语言而来的社会制度——贸易、婚姻、遗产、朝贡、抵押，以及评估侵害和抑制复仇的能力。

原始货币不是我们常见的现代货币。它具有一些现代货币的功能，但其形式是传家宝、珠宝以及其它类型的收藏品。原始货币的使用极为久远，以至于探索、收集、制作、展示、鉴定、妥善保管、相互交易收藏品的愿望变成了人类的通性——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本能。人类的这种收集欲望可以称为“收集本能”。搜寻稀有的材料（比如贝壳和牙齿）、制作收藏品，占去了古代人类相当可观的时间，就像许多现代人把这些活动当成习惯、投入大量精力一样。这样寻寻觅觅、敲敲打打的活动，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结果就是为迥异于实用性的价值赋予了第一种可靠的表现形式，以及，我们今日货币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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