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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哈里斯当选 会带来哪些影响？

  • 2024年9月11日 22:34

引 言

9月11日，美国总统候选人哈里斯vs特朗普的辩论落下帷幕，由于本次大选“两党候选人同时’激进化’，中间选民被抛弃”，这使得本次大选选情变得“扑朔迷离”且极易受各类突发事件影响，各项民调也显示哈里斯和特朗普，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各个摇摆州都“难解难分”，这使得本次辩论对于大选结果的重要性远超历史同期，由于选民对哈里斯的政策主张尚不充分了解，本次辩论对于其是否能胜选更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总统辩论的看点，核心的并不是两党候选人的具体政策主张（这些早在各类竞选活动中被反复宣传），而是谁发挥表现的更好，谁更能打动尚未作出决定的“摇摆选民”，谁犯下重大的失误。就这几个维度而言，哈里斯无疑是本次辩论的赢家：特朗普则在辩论开始大约半小时后被哈里斯成功激怒，自乱阵脚，多次抢答、与主持人发挥争执，甚至坚持*非*法移民吃宠物的谣言。根据辩论后的CNN/SSRS快速民调显示，63%观众认为哈里斯获胜，只有37%认为特朗普获胜。同时，在辩论结束之后，在美国年轻人中有着无与伦比影响力的泰勒斯威夫特，首次明确书面背书支持哈里斯，也进一步加大了哈里斯的声势。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目前仍很难判断：哈里斯或特朗普谁能胜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如果特朗普当选，会带来哪些影响》中详细论述了，若特朗普当选，将带来的“三大预期差”：“破坏性”显著强于第一任期，全球地缘动荡的烈度与黄金价格“上不封顶”，国内政策将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刺激。

本篇文章，我们将详细论述：这次选举变得如此难以预料的根本原因，哈里斯的政策最重要“预期差”——更加拥抱奥巴马激进路线，而非延续拜登温和路线，并详细介绍其具体的经济、外交、内政等政策对美国经济、“二次通胀”、全球地缘、国内政策方向及大类资产价格的影响，本次选举的最好与最坏结果分别是什么，以及本次大选过程中的“乱象”对于“时代变化”和思考框架的启示，这几个关键问题，以飨读者。

（一）

扑朔迷离的选情：两党同时“激进化”下，被抛弃的“中间选民”

我们在今年元旦发布的《2024：全球与中国资本市场机会与风险有哪些？》于市场最早指出特朗普当选概率显著小于市场预期，在拜登辩论表现不佳，枪击案发生后，特朗普“风头最盛”的7月，我们在《若特朗普当选，将带来哪些影响？》文章中依然坚定的强调“特朗普当选概率显著小于市场预期”，随后伴随拜登退选、特朗普选择激进的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其在全国及各关键摇摆州的民调快速下跌，哈里斯一时风光无限。然而，就在哈里斯8月初“势头最强”之时，其几个关键决策却在实质上大幅降低了其胜选概率，并使得本次大选的最终选情变得“扑朔迷离”。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使得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呈现出“激进左翼vs激进右翼，而占比40%的最关键的中间选民则被完全抛弃”的特点：在哈里斯选择沃尔兹作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公布后，诸如“黑利竞选同盟”等原本对于特朗普非常不满，并表态支持哈里斯的共和党温和派选民态度开始变得犹豫和担忧。

哈里斯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如果其当选，其政策很难依靠专家的力量从实际出发，也无法顾及各方利益，更大概率其会遵循自己内心的“感觉”和“政策初心”，如同近期出台的争议极大的经济政策纲领。而由于哈里斯在诸多经济等专业问题上相对浅薄的学识以及“激进左翼”的“政策底色”。我们预计，其若当选，将使得美国在处理各类内政外交上面临的挑战将远大于拜登时期。

那么，哈里斯的“激进左翼”路线将对美国和全球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我们接下来将分别从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及外交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详细分析。

（三）

“结果公平”下的哈里斯经济政策将带来哪些影响

“低物价、低税收、高社会保障”是哈里斯经济政策主张的目标。哈里斯在8月17日北卡罗莱纳州的演讲中公布第一份经济计划《美股家庭降低成本议程》，明确表示其将专注于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促进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稳定和尊严。整体来看，其经济政策主张明确体现了"将立场牢固地确立在中产阶级一方"的战略定位。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框架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更公平的经济结果。正如上一篇报告所阐述的逻辑，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美国工薪阶层收入改善的乏力，中产阶层的萎缩和贫富分化的加剧。由于中产阶级萎缩是过去40年全球化美国社会的“利益受损者”。哈里斯在政治上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的拥护者，中产阶级长期以来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群体，通过聚焦中产阶级问题,可以巩固这一关键选民群体的支持。通过承诺改善中产阶级生活,可能吸引一部分原本倾向共和党的中间选民和摇摆选民。

其次，财政支出压力陡然增加。若哈里斯当选，其重点实施这些"结果公平"政策，无疑需要巨额财政支出,这可能给已经庞大的美国国债带来更大压力。尽管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2025财年的初级赤字率将从2024财年的3.9%下降至3.1%，但哈里斯的政策主张可能导致这一预测值被大幅提高。她最近提出的政策，包括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首付支持"和为儿童抚养提供税收减免，都将推高政府支出。此外，哈里斯可能会延续拜登政府的大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而这正是2024财年赤字率超预期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

哈里斯当选下的中美关系：可控的风险与国内政策“转向”的契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特朗普若当选，其不可控性带来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受到根本性冲击与“惊涛骇浪”下黄金价格“上不封顶”相比，哈里斯当选下的全球地缘风险的烈度“上限”是相对可控的，故金价上涨更多将呈现斜率相对平缓的特点：

首先，哈里斯在俄乌等关键地缘问题上的态度，整体上是维持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其将延续并强化民主党一直以来的美国与北约、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的合作，在关键地缘问题上，以尽力履行美国的国际义务与条约义务为导向，这就使得美元霸权的基石——二战后，美国秩序体系的基石依然相对稳固。

其次，哈里斯在全球最为关键的中美关系上，或将延续拜登政府“竞争不对抗”或者说“接触+遏制”的策略，即：在高科技等方面强化限制的同时，保持与中方的贸易接触（不过度加征普适性关税）和尊重，并在重要地缘问题方面明确立场。这一策略这一本身将使得中美双方因为误判而带来的超预期“黑天鹅”风险的概率尽可能的降低。

再次，与拜登背后的工会势力相比，哈里斯本人及其背后以佩洛西、奥巴马的民主党势力，更受益于全球化贸易体系带来的“暴利”。特别是其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作为华盛顿资深的“知华派”，本人亲和力较强，有着连续十年访问中国的外教经历，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且主张中美强化文化、民间交流，这一点与23年底领导去美国时的主张不谋而合。

虽然这些倾向或难以改变中美竞争的大势，资本市场期待的减少已有关税和高科技限制亦较难发生，但这些主张对于控制中美冲突的“烈度”与“上限”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在日趋不稳定国际地缘环境下，中美作为东西方阵营的龙头和全球地缘的“基石”，中美冲突的烈度可控，也意味着本轮全球地缘动荡大周期的对抗烈度，与历史上相似阶段相比，要更加缓和，这对中美两国人民，甚至全人类而言亦是幸事。

而就国内政策而言，十九大之后政策的重心在安全与效率间的权衡，是政策阶段性调整和变化的最重要考量，而外部整体地缘环境的变化又是这种政策重心阶段性调整的最重要背景。我们在《若特朗普当选将带来哪些影响》中提出：与12-18年总量政策上重视需求侧刺激，产业政策上重视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传统以GDP为中心经济政策框架相比，2018年之后总量政策上对于需求侧刺激始终保持定力超预期，产业政策全部重心在于新质生产力、“卡脖子”、“硬科技”等与国家安全与军备能力密切相关的高端制造业。这种经济政策框架的根本性变化与2018年特朗普政府所主导的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地缘不安全显著加剧是密切相关，故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由于其权力的更加不受制约性及无视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对全球地缘带来的“惊涛骇浪”，国内政策的转向方向将是进一步注重安全，而非市场所预期的刺激。”

而若特朗普当选则完全不适用于上述逻辑，由于特朗普的权力基础来自共和党基层选民的“狂热”，而不是各路的背书，反过来，无论共和党内大佬背后的传统势力和资金有多强，特朗普都可以煽动选民让其在初选中被淘汰，这就使得其权力本身相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候选人是完全不可控的，2016-2020年其第一任期中各种美国国内和国际的乱象的根源即是如此。而由于过去8年，特朗普对共和党高层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组，相对第一任期，其党内建制派的制衡基本已消失殆尽，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赋予了总统任内近乎不受法律制裁的权力，还有“共和党2025计划”中大幅改组美国公务员官僚队伍等主张，一旦其当选，其政策的破坏性和“不可控性”将完全超越以往美国历史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在美国两党候选人同时“激进化”下，如何减少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影响，本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亦比以往更加重要，或许对美国和世界秩序来说，本次美国大选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哈里斯胜选（其本人相对特朗普更加可控），但民主党至少输掉参、众议院中的一个，使得哈里斯的激进政策落地难度进一步加大。而相应地，本次大选最坏的结果则是特朗普胜选的同时，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这种情况下，失去任何制约的特朗普所带来的“破坏性”以及全球地缘的动荡程度或将“惊涛骇浪”。

就近期最新民调综合分析看，尽管本次大选中总统选举的胜负自两党候选人组合同时“激进化”后变得愈发难以预料，但参、众两院选举的势头却愈发清晰：民主党夺回对众议院控制的概率一直稳步领先共和党，且近期有势头继续拉大的迹象；相应地，由于这次参议院选举涉及的34个席位中，23个来自民主党，这使得共和党夺回参议院的概率较大，最新的民调显示，共和党或以51:49的微弱优势成为多数党。

或许当前民调显示的，参、众两院分属两党且均微弱优势的状态，使得总统候选人的激进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受到立法权的有力牵制，并不得不向中间派进行一定的妥协，或是本次大选打破两党愈发“激进化”格局唯一路径。

（七）

“两党同时激进化的启示”：迎接一个全球更加动荡的“新时代”

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本次美国大选呈现的“两党同时激进化，中间选民被抛弃”的特点，并非偶然：在9月1日，德国举行的图林根、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上升，历史上首次分别成为上述两个州的第一大、第二大党，而极左翼的瓦根克内西特联盟得票率亦大幅上升，而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德国社民党以及目前政府中联合执政的绿党和自民党的得票率均大幅减少；在6月30日，法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极右翼的国民联盟获得和极左翼的“新人民阵线”得票率均大幅上升分别列第一和第二，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及中间派联盟得票率则大幅下降，仅列第三。

愈来愈多的激进力量崛起和建制力量没落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日益不可调和和失序，而造成这一切的恰恰是西方建制派精英自己过去四十年的一系列“短视”和“贪婪”：

我们在上一篇《假若特朗普当选，会带来哪些影响》文章中指出西方各国过去四十年，不负责任的“全球化”，追求短期企业利润，却带来了本土制造业能力的长期瓦解与国内中产阶层萎缩与社会撕裂的长期加剧是政治极化背后的经济原因。

除此之外，西方各国资本在老龄化下，因片面追求廉价劳动力与奥巴马、默克尔等西方政治精英为了短期的选举胜利和所谓“选战铁盘”，而不负责任的引入大量与本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并试图强行推动扭曲的“觉醒文化”与“身份政治”，来压制普通民众对于这些短视措施的不满，并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劳资矛盾”，却引发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真正危险的长期灾难：种族矛盾的加剧和社会共识的对立。

与美国建国之初直到上世纪，双方候选人的辩论主要通过报纸，详细阐述严肃、缜密的自身的政策观点和从政履历相比，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为了追求短期流量效应的收益，忽视基本的政策观点的“事实审核”，愈发迎合“娱乐化”，“博出位”，甚至“阴谋论”等言论和政客大v，并通过“算法推荐”“定向推送”特定的类似观点，使原本只是观点倾向略有不同的群众，形成一个个难以互通并不断自我强化的“信息茧房”，成为培育政治极化与对立的“温床”。

这就使得能够赢得选举的往往并非是最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专家，而是更能够哗众取宠、煽动情绪的“脱口秀型演员”，无论对于美国两党都是如此，如：2004年选举，越战老兵民主党候选人克里输给更年轻的小布什，2008年的越战英雄麦凯恩、2012年从政经验丰富的罗姆尼输给奥巴马都是这种“逆淘汰”的体现，这反过来也使得美国两党为了赢得选举，在新一代政治梯队中，愈发倾向推举所谓的“观点激进”“有所谓人格魅力”的候选人。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已死去”，这句话曾被金融圈奉为“金科玉律”。过去四十年，西方建制派精英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移民化”、“身份政治”、“流量化”无不是在这一极端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忽视长期风险积聚的“短视”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政策上的体现。其本质是对构成二战后全球长期和平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国际秩序稳定“基石”的一种“挥霍”，是一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极致“贪婪”。

但长期的风险终会“聚沙成塔”般的不断积聚，建制派精英的贪婪、短视，终将被其缔造的激进民粹所“反噬”。然而，由底层民众愤怒情绪所驱动的民粹，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种“破坏性”力量的释放，带来的恐怕并非是其支持者所期待的“乌托邦”，而是二战后全球秩序“基石”的进一步崩塌，正所谓“人心思乱”。

所谓“天下大势，’和’久必分”，西方谚语亦有言“艰难的时代造就坚强的人，坚强的人创造繁荣的时代，繁荣的时代滋生脆弱的人，脆弱的人带来艰难的时代”，也就是说，在经历了二战后近八十年的全球和平和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高增长“红利期”后，一个全球地缘更加动荡的“新时代”或正拉开序幕。

“夏虫不可语冰”，对于投资者而言，建立更加重视“安全”的“新时代”的经济、政策与投资思考范式，切忌机械套用片面注重“短期效率”的高增长时代“凯恩斯框架”，而低估“新时代”的风险，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投资误判，或是当务之急。

风险提示：美国经济超预期下行，全球流动性超预期收紧，国内产业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美国大选前的“黑天鹅”事件影响，全球地缘动荡预期超预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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